为公职律师履职提供制度保障

　　应该来说，公职律师在我国早已有之，如司法部门所属的、由财政供养的律师，承担法律援助、司法调解、参与涉法信访处理等职能。但近些年提出的公职律师制度，与之有明显的区别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，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，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、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，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、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。目前，所推进的公职律师制度，正是这项法治改革的落地措施。

　　可见，都是公职律师，但前者是面向社会提供的法律服务，带有公益性质，叫公益律师更合适，而后者则是专门向党政机关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审查等服务，提高党政机关依法决策、依法行政的水平，给法治政府建设守门把关。如，北京的实施方案提出，公职律师履行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承担的职责，为重大决策、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律意见建议，参与法规规章草案、党内法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、论证等。

　　推行公职律师制度难点不在聘用，而在于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。设置必要的条件、按公务员考录聘用的程序，可以择优选拔一批优秀的律师入职公务员，担任公职律师。法律顾问，既要求公职律师顾而能问，更要求公职律师能顾能问，前者考验律师的职业操守，而后者则考验党政机关的法治理念，特别是给重大决策、重大行政行为、公共管理立法提供法律意见建议，一定程度也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，需要对公职律师履职设计制度保障。

　　一方面，公职律师行使顾问职责的权利纳入到重大决策、重大行政行为、公共管理立法的规定程序，成为必要选项，不咨询、不审查的不能决策、实施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建立党政机关执行公职律师制度督查机制，自上而下对公职律师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管，对党政机关使用公职律师的情况进行监督，特别是要防止公职律师被当成公益律师，简单充当了应诉、信访、调解等涉法“灭火器”的角色，沦为依法行政的装饰，这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。一旦发现应及时纠偏，对形同虚设发生后果的应给予问责。